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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章 40年代末自贡、重庆和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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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打算?我能有什么打算。这么多年了,一个人过活。如今也就是乡下家里还有个妹妹,相依为命吧。本来还有些产业要顾及,这两年也不景气。我看自己这辈子也就是如此了。”

    “老李,我也就直说吧。你是个老好人,可是在这乱世上却是难啊。”

    我苦笑道:“你还不如说得更明白,我这人实在是笨得紧,苟且偷生到现在,也就是能做到对得起良心,旁的都顾不及了。”

    “唉,我们这辈子人,就没安生过。生在清季的乱世,经历过军阀的混战,本想在海外学得报国的知识,谁成想又碰上了日本人。八年抗战过了,希望国家太平了,可这才几年,又是江山半陷。老李,你听我一句,要是能躲,你就躲开吧。”

    “家里要是还有些产业,就赶紧卖了,换成容易带着的,到香港避避。你外甥女不是去了美国吗,要不就干脆出去。要是还想做事,不少工厂都在迁台,我也会去看看。那地方是小,但毕竟太平。”

    我摇头叹道:“美国我是不会去了。当年去了,又回来,自是天命。回来了,终老家乡不也很好?我们四川人最是故土难离的。都到这岁数了,飘不动了。”

    俞先生见说不动我,便垂下头,放低了声音:“慰慈老弟,我这可是心里话。说实在的,我现在坐在交通部长这位子上,本来不应该讲这些的,可是咱们毕竟是三十年的老友,你就听我一句吧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,又喝了一大口茶,仿佛是在寻找着能说动我的话:“我估计不差的话,也就是一两个月之间,江北就都会姓共了。”

    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坦诚,便问道:“报上前不久还在报道徐东大捷,怎么这么快就败了?”

    “嘿,徐东大捷。这事别人说不得,我可是说得。我前两天刚从徐蚌前线回来。唉,不看不知道,看了才知道什么叫兵败如山倒。”

    “国军几十万人从徐州撤出来,结果在半路上又让人家围住,给养全都断了。”

    “总统天天接着告急的电报。他开始觉着没事,我们还有空军。今年夏天苏俄把柏林给围了,英美空军就是靠空投维持着几十万人,一天里几千吨的物资都运过。总统就命令往徐蚌前线空投给养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投了一个星期,前线还是告急,说是马上就要断粮。他也是没办法了,就想起我这个交通部长,让我去查查到底问题出在哪儿。”

    “其实不问我也知道,无外乎十吨的物资,没上飞机就只剩了三吨,然后胡乱找个地方扔下去了事。总统既然信任我,我就亲自飞过去。”

    “几十万人在下面,看得真真切切的。一有飞机过来,便见着黑压压的人往一起涌,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以前飞机过来空投,不敢低飞,怕被共军打下去,老远地一扔了事,投到共军那边的也不少。我叫他们在国军阵地上方小半径地盘旋,降到八百米再投。总算是解个燃眉之急。”

    “投完了物资,飞行员急着就要往回飞。我不让,告诉他们要去看共军的阵地。这回他们是打死也不敢,说是共军现在也有机枪和高射炮,以前就有飞机被打下去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推三阻四,后来我也急了,说是总统的密令,让我侦察敌情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见是拗不过,就答应先把高度拉上去,到共军的后方再低飞。”

    “这一看不要紧,真是触目惊心,我也真是服了他们了。那天能见度很好,战场上已经落了雪,白茫茫的一片,周围几十里都看得清楚。”

    “过了共军阵地有个十几里,就见下面有那么一条黑线,长长的,看着像是路,但又似是在动。我就叫飞机往下降,看个究竟。”

    “到了五百米左右,飞行员实在是不敢再降了。这个距离,就算是挺步枪也能打着我们。在那个高度也能看清楚,底下哪是路啊,是成群结队的挑夫和独轮车。车上满满地一麻袋一麻袋的,看不清装的是什么。我让飞机跟着这队伍,不多久就能看见前方天际,这黑线笔直地往共军阵地里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是给共军送粮食的?”我问道。

    俞先生无限怅惘地道:“可不是嘛。”

    “离着共军的阵地越来越近,飞行员请示我还要不要往前飞。那时我也没心思再看了,便命令返航。我心里算了一下,那一条队就有至少二十里长,队里怎么也得有个两三万人,一个人若是推个一百斤,便是一千吨。我就算把手头的飞机都派去也跟不上这速度。”

    说到这儿,俞先生默然了。

    “这怕就是民心向背了吧。大维兄,你准备如何呢?”

    他听了这话,猛地抬头,不大的眼睛里射出了精光,让我也一凛。

    “老李,你不是给那边当说客的吧?”

    我此时虽心里也有些紧张,但不知怎地,平日的拙嘴却变得不依不饶:“还用我当说客。你自己不也说是服了他们?”

    他点点头,又回归了平日的和缓,低声道:“老李,咱们朋友归朋友,国事归国事。我跟你说,我和傅孟真、胡适之是一个心思,我们都不入国民党。国共的党派之争,我们也不过问。”

    “可总统是行宪国大依据宪法选出来的,我这个交通部长也是行政院依法任命的。我当的是中华民国的部长,也并非是国民党的部长。党派荣辱我可以不管,但国家的法统我是宣过誓效忠的,无论如何是不能叛变的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,又接着说道:“老李,我劝你还是远离政治。这些事你搞不懂的,到头来还是自己吃苦头。”

    若是往日,我便也认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,可那天不知怎的,也许是预料到可能从此天各一方,便又争了一句:“大维兄,政治上你自然比我老练。要说咱们一起留洋,好歹也是一路人,可是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,却是怎么也想不通。”

    “你看看这届政府,就说行政院吧,从翁院长、到孙院长,你大维兄,还有王世杰,杭立武。这么一数,十几个留洋的博士,比杜鲁门总统的内阁都多几倍,怎么就败到这一步呢?”

    “老李,你不是想说最无一用是书生吧。其实说就说吧。唉,我们这些书生也谬得总统的信任了。最可恨的就是这金圆券。王岫庐

    本来就是个杂家,对经济也是外行,却担个经济部长。前两天我见他还赶着这当口去美国。我劝他,金圆券吃紧,此时去美不妥。可他还强嘴,说没事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这些书生,是斗不过共产党。但有一节,气节不可失,明知不可为也要为,这便是书生本色。我们决不会像那些临阵变节的将军。所谓‘各顾妻子,挟持私虑’安在他们头上是一点不错。我是曾文正公之后,说来惭愧,不可能建成他那样的功业了。”

    我摇摇头,叹道:“大维兄,我二十几年前回到乡下,维持着家里的几口盐井,现在想想那段日子,真是明白了很多。”

    “刚回乡下,连怎么跟盐工说话都忘了,满脑子冒的都是英文。这二十多年我就一直想改,也一直试着在改,可终究是改不过来了。现在我脑子里就想着咱们说的话、做的事跟老百姓离得太远了。”

    俞先生没有作答,只是盯着手中的茶杯。

    我站起身,伸出手道:“大维兄,就此别过吧。”

    他见我去意已决,便道:“老李,有些事儿,我管不了,你也管不了。只能各自珍重了。你若改变主意,只要是飞机还飞,我一定把你接出来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,我便怀揣着俞先生的信去了美国使馆。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员,听着我的波士顿口音,也觉新奇,便忙着把信递了进去,并让我在门厅等候。过了约莫有一个钟点的时间,一位带着黑边眼睛的中年中国男子走了进来。

    他伸出手,操着一口端正的京腔,言道:“李先生吗?弊姓傅,傅泾波,我是司徒大使的私人顾问。”

    这傅先生的名头,我之前也有所耳闻,不想在此处相遇。

    “俞部长给司徒大使的信,大使阁下看到了吗?”我小心地问道。

    傅先生扶了扶眼镜,似是不知从何说起,便叫人上茶。我自是着急,哪有心品茶,忙着催道:“傅先生,此事关乎一个美国公民的生死,难道大使阁下也不愿管?”

    “李先生,您先喝茶。大使先生今天不在,不过我和他通过电话,信里的事也和他讲了。他说多年前与白牧师便有过交往。日据时期,他们被软禁的地方离着不远,也见过面。这样的交情,若是能帮上的忙,自然会帮。”

    我听着这话,似是那扇背后有光明的门又被推开了不少,便忙问道:

    “美国使馆准备如何干涉?现今没有领事裁判权了,可至少得过问一下司法的程序?就算不能放了她,至少不能让他们用刑。”

    傅先生端起手中的茶杯,抿了一口,犹豫片刻,便又放下:“李先生,据实讲吧,这事美国使馆也帮不上忙。”

    他见我似是没有明白,便接着道:“若是美国公民的事,大使先生无论如何也会管的。就像您说的,治外法权民国三十二年美国政府就放弃了,可向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自然是一定的。可我们查了资料,您说的白莎小姐不是美国公民。”

    我听着他的话,觉着必定是误会,便道:“她生在波士顿,她的出生证明,她的美国护照我都是看过的,肯定是美国公民。不会有错的。你们怎么能这么仓促地下决断,总得各方求证才可。”

    傅先生摇摇头:“李先生,您说的这也不错。一般情况下,我们总是会查证的。可这个案子,却是例外,也不需要回美国取证。您可能不知道,白莎小姐三年前便在当时的重庆美国大使馆宣誓放弃美国国籍了。”

    此时我心绪已乱,脸上尽是迷茫,只记着傅先生从公文夹中取出一张纸,放在我面前。

    “您看,这记录得很清楚。这几年,在中国宣誓放弃美国国籍的就这么一例,大家都记得。上面写着,1946年5月,本人因与中国公民结婚,自愿放弃美国国籍。”

    那天真是不知怎样离开了西康路,怎样回到了交通部的招待所。没了这最后的救命稻草,我是眼已盲了,前面尽是无边的黑暗。心里明白了白莎终究是会遭不测,却还是不愿立刻放弃希望。

    我苦撑着颜面,也不断地让德诚从重庆汇钱来接济,找些以往在重庆曾有过瓜葛或是一面之交的在政府做事的拜过去。眼看着年关已到,却是少有人敢于问津如此棘手之事。

    谁知到了四九年的元旦,又是一个始料未及的事件。这年的新年文告中,老蒋提出了愿与共产党和谈,还说个人的进退出处,决不缅怀,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。

    正如俞先生所云,我这人于政治是极幼稚的,如此明白的文告在我看却是语焉不详。左右想来,却也只有俞先生能帮忙释读。可上次既己决绝离去,便又横不下心,再去见他。最终只得修书一封,派人送去。

    俞先生的复信,大意是说江北大势已去,国府意在和谈而保半壁江山。近日将向对方示好,以图为谈判创造诚意。和谈期间,社会贤达或可居中调停,向国府高层进言。此事可与我有旧交的张表方老相商云云。

    到了腊月二十三,总统下野的文告终是发了。第二天,果真如俞先生所料,李宗仁代总统发表文告,要“以高度诚意与最大努力,谋取和平实现,凡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,悉即分别撤销或停止”。虽是情形不明,总算又看见几丝光明。在南京又住了几天,却是再也理不出什么头绪。国府的政要们都如无头苍蝇般往着四面去了。

    到腊月二十六那天,我便去了上海。此前打听出表老在虹桥疗养院养病,我本觉着此时去叨扰病人于心不忍。但毕竟是生死大事,也顾不得这许多,第二天一大早便找了去。

    表老一身病号睡服,可看过去却是精神颇好。他握着我的手笑道:“慰慈,这可不像你呀,这可是入虎穴呀。”

    见我不明他所指,表老拉着我的手坐下,接着道:“慰慈,我这哪是养病,这是当局把我软禁在这儿,怕我北上参加新政协。”

    听着这话,我也是一惊,问道:“我在南京不是听说国府可能要和共产党和谈,会倚仗社会贤达,怎么还把您圈起来。”

    “哼,都是说词。我跟你讲,慰慈,老蒋这就是缓兵之计。他自己不行了,把李德龄推出来收拾残局。”

    我将白莎的事情告诉了表老,他听着也是满面愁容。“真是个好孩子。慰慈,这事不好办,想你也知道了。歌乐山也关了咱们民盟的盟员,也是有去无回。保出来,唉!”。他摇摇头,默然捋着长髯。

    “这事急不得。李德龄说要释放政治犯,估计也是虚晃一枪,不过近日怕是还没有危险。听说张岳军

    可能要主政西南。他毕竟是咱们四川人,我的话他还是听得进去。若是他去重庆,我便和他说说,好歹也给他自己积点德,留条后路。”

    “不过,”表老停顿片刻,挑起了眉毛:“放出来怕是不容易。民盟的人也许能救出来,若是被认定了是共产党,就是张岳军也无能为力。唉,我试试,至少让你们能见上一面。”

    “慰慈,你自己有何打算?”

    我苦笑道:“表老,这阵子好多人都问这话。怎么打算。”

    “是呀,慰慈,国运到了历史关头,每个人也都得定下何去何从!”

    “我那老同学俞部长劝我躲开,去香港、美国或是到台湾。”

    表老捋髯问道:“那你怎么想?”

    “美国三十年前我去过,还是回来了。都快五十的人了,我不愿再背井离乡了,就在自流井待着吧。”

    “慰慈,你还记得我之前劝你的话?”

    我点点头道,“您劝我出来做事。可是我都到这岁数了,除了熬盐,旁的也不会,还能做什么?”

    “哈,慰慈,我长你二十多岁还没想着隐居。现在国家选了自己的命运,一切都会变。仗再打个一年半载总是会完的。之后百废待兴,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”

    我摇头叹道:“那天我去见俞部长,觉着是不欢而散。我们这帮人,留了洋,却是把中国话都快忘了。我们这半辈子算是毁了,毁了自己,怕是也毁了国家。”

    “慰慈,你这样便是太消极了。依我看,你未来还是大有所为。要是想回去四川也好,保护好桑梓。”

    他示意我贴近,压低声音道:“你自己也要小心,特别是白莎的事。等我消息,切莫太急切了,小心他们困兽犹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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