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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章 40年代末自贡、重庆和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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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六十三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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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40年代末自贡、重庆和南京

    1948年的年初二,白莎走了,这年却也像是过完了。等初五开了市,我带珊儿去照了相,按照白莎留下的地址寄去万县。

    事做完了,心里陡然觉着原本手里面牵着的线一根根断去,空落落的不知如何排解。春暖花开之际,我给北平的若颖拍了电报,想邀她和抗儿回四川看看,抗儿还能带着珊儿这个小妹妹一道耍。

    若颖回了信来,还附上了她和抗儿的近照,看着心里既暖还愁。她信上说,内战日激,山东、河南都在打仗,火车不安全,飞机票又太贵,也就只能待时局稳定后再看了。

    我原本一心准备着在乡下静观时局,可谁知到了八月间,家里忽然来了位客人。德诚引着这人来书斋,说吴先生是白莎的朋友,有白莎委托带给我的东西。听见白莎的消息自然是好事,可这安排却也蹊跷,我便让德诚在外面给客人准备些饭菜,独自听他讲明来意。

    那人二十几岁,身材高瘦,看着精干但不失斯文。他别的没有多说,只是拿出个包裹,说是白莎给我的,看了便明白。

    包裹不大,从外面看倒像是本书。拆开来,先看见一张便笺,上面几个中国字,确是白莎的字迹:“舅舅,这本书我已看完,先还给你。”。那书的封面似曾相识,却果然是我旧日读过的雨果的《笑面人》。

    那书是我当年寄给白莎的最后一本,原本想让她用盲文写上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最后的章节。当时正值淞沪会战的最后关头,书寄了出去,白莎没再寄回来,却不知她还收着,而过了十年竟又回到了我手中。

    凭着记忆,翻到我上次的留言。果然,那几行盲文仍在,而对页上又打上了新的英文点字。那几行字是英文写的,大意是她如此书写是为让我确信是她的亲笔。小竺在下面业已安顿,盼女心切,请这位朋友来接珊儿,先去庆哥夔州老家,然后再母女团聚。

    这事想想也确实有些蹊跷。这书是我当年的旧藏绝是不假,上面十几年前我留下的盲文仍是历历在目,便笺上的中文字迹是白莎的也该无误,无论如何也不该有什么差池。可这样,却也不得不让人去担心白莎为何如此小心,设了这么几重机关?

    心里如此反复几次,却也只是一瞬。毕竟是白莎所请,也就没什么可说的,只是想着珊儿和我们住了一年,心里真是舍不得。孩子这么小,跟着个陌生人一路远行怎不让人担心?想到这儿,心里浮出了个念头,便向着年轻人问道:“要不我和你们一起走一程?珊儿这么小,怕和你认生,不好带的。”

    原本以为那年轻人或许会有些犹豫,可谁知听了我的话,却是满脸感激的笑容,说道:“白姐其实和我说,您一定会要跟着的。我怕这样太麻烦您,开始就没敢提。”

    我这边安排他先住上一晚,也和珊儿一起玩玩儿,免得后来认生。而那边,我却是费尽口舌和幺妹去说这事。想来她也真是可怜。这阵子把心全放在珊儿身上,如今说走便走,也没个只言片语,更谈不上她心里原想的相认干亲,确也伤了她的心。

    我看她也心痛,便想着晚个几天启程。来接卢珊的年轻人倒是没说什么,反而是德诚劝我不如早走。待得越久,分别的时候反而更难受。

    德诚的话说得也是在理,我也就对着幺妹的埋怨和眼泪视而不见,第二天便启程了。那年轻人看着也未必有家室孩子,可和卢珊却是玩得来,路上逗得她咯咯地笑。在重庆家里歇了一天,便换上船顺江而下去到万县。

    到了万县,年轻人劝我和德诚回去,说是再往下去,路也不好走了,怕我吃不消,再者就是怕时间久了,又会舍不得和卢珊分开了。

    这一行虽说不上是送君千里,可却也是希望能再走得长些,而如今才只三天,却真的觉着太短了。但是想想年轻人说的也不错,而卢珊毕竟是庆哥和小竺的女儿,不是外人,将来总是能见着,也就由他们去了。

    我和德诚讲,白莎也该是在万县,只是没有确切的地址。德诚说着出去查访,我却也没有答应。白莎做的工作必是隐蔽的,而我心中想着的是或许我们会在街边偶遇。哪怕只是远远看到她一下,知道她安好也就够了。

    此后一个礼拜,在万县却也没见着白莎的踪影,可临着要走了,却是听着满城传言当局在城里抓了好几个共产党的大人物。德诚把这消息告诉我,说起街上人都说是在码头看见的。抓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还有好几个女的。刚一听这话,我心里便有着不祥的预感,可却也不敢多说,只是闷在心里,整日忐忑。

    在焦心中回到重庆,不安之感愈发重了。德诚原以为我只是不耐暑热,便安排着即日返回自贡。可我因为心里惦念着白莎,想着重庆至少消息灵通,若是能够凑巧碰上她的朋友熟人,更能从旁打听,所以迟迟不愿动身。

    过了一个礼拜,我看着报上也没有提及在万县捕获共产党一事,便心存侥幸,想着或许是乡下人以讹传讹也未可知。谁知到了八月最后一周,几张大报同一天都登出了特大新闻,重庆和下川东几十名地下党遭捕,而白莎和小竺的名字赫然纸上。

    我这人原本避世畏险,可经历了那两年的变故,听了白莎被捕的消息,却反而少了往日的惊慄,而多了几分勇武。我想起前一年那生活书店邱经理的太太小何,生着肺病还四出营救丈夫,便也学着那样多方联系,广寻门路。

    我本想白莎自己是美国人,又曾在蒋夫人身边,终归与旁人不同,谁知一个月跑下来,好脸的是官样文章,软硬搪塞,而恶语的竟是反打一耙,扬言这是最高当局定下的死案,若我不放手,我这个不入流的小盐商被当通共抓了,哪怕是直接毙了也是股掌之间。

    如此忙着搭救白莎,却也少顾及外面的局势,往往是隔几天看次报纸,才知道又几个城市易手。先是九月底的济南,然后是锦州、长春、郑州、沈阳。关外,听说是几十万国军没了,而华北却也只剩下北平一座孤城。

    双十节那天,我给若颖发了电报,庆贺抗儿四岁生日。电报虽说是发出去了,可电报局的人却说目下是发出去的多,收回来的少。虽然电路尚通,可北平人心惶惶,多也顾不上回电报了。

    遭此乱世,却真是让人左右为难。这一边想着白莎在狱中煎熬,每多一日便多一分折磨和痛苦,便盼着共军快快得胜,将她解救初来,永脱险境。可那一边,想想若颖母子,身陷孤城,却真怕城破之时,会是玉石俱焚。

    两相牵挂之中,眼看到了四八年十二月初。若颖那边没了音信。此时北平已是兵临城下,平汉线早已不通,除了以金条计的机票,便再没得出城的办法。

    重庆这边,能想到的关系都在疏通,可营救白莎还是一筹莫展。四川当地的朋友一听是关在了歌乐山,便都是摇头,劝我断了这念头。那里说情没得用,有几个被抓进去的还是川军将领的亲戚,也是保不出来。唯可用的有两条路,要么中央大员的手谕,要么美国人出面也或许有些作为。

    说道中央大员,我便想到了俞先生。此时他仍任交通部长,虽说与此事关系不大,但毕竟也是中央大员了。想来白莎小时候也叫过他叔叔,总算是故人,或许能帮上忙。

    我给俞先生拍去电报,未敢提及详情,只是说有件家事急需烦劳老友相援。俞先生倒是爽快,即日便复电,邀我赴宁详谈。他恐我生活也已拮据,便说日下航班不稳,会为我代为安排机票。

    到得机场,才发现果真如报上所讲,眼下已是一票难求,特别是去往宁、沪或是广州香港的票,金圆券的标价已是过亿,动辄要用金条来换。看来若非俞先生帮忙,还未准几日才能到得南京。

    中航公司的这驾客机中有通道,两厢各设了十个座位,却挤上了二十五人。客人落座不久,过道上又摆上了几只皮箱。此时能搞到机票的,总是有办法之人,但各人脸上皆是愁容不展,裹在冬日的棉袍、皮袄中各想心事。

    降落南京时天色已渐黄昏,俞先生派了人到明故宫机场接我。此时离阳历年关还有半月,街面上甚是冷清,不时还有呼啸的兵车驶过。

    此情此景看似比重庆更有一派肃杀之景。也难怪,南京与苏北几百里的路,加上一道大江,这就是国府最后的屏障了。若是徐州再败了,不出几日便会重演那“千寻铁锁沉江底,一片降幡出石头”的旧戏了。

    俞公馆在城北,一座三层的洋楼,倒也巍峨。墙面是土红素面,间以红砖装饰,若是阳光下应是朝气勃勃的气象。那晚恰逢阴历十六,天空明净,月色正浓,透过梧桐树的枯枝,让满院落叶披霜,撒下几分颓暮。我心里想着报上频频出现的后主亡国之词,也不禁唏嘘,这不正应了那“空照秦淮”一句嘛。

    我与俞先生蜀中一别,也有五年未见了。他依旧是一头短发,饱满的国字脸上倒也未见甚多岁月的侵蚀。我与他相识在少年,时间虽久,但也尽是君子之交,更少谈国事。此番见面,我心中是恨不得立马能有结果,可进了门脑子却是空了,一时不知该从何谈起。

    见到我,俞先生倒颇是高兴,握住手不放:“老李,真是凑巧,昨天刚接了表兄,今天你这又到了。”

    “陈先生也在南京?”我惊喜地问道。

    “他想去南边,或广州或香港,还没拿定主意,今天去上海了。”

    听了这话,我叹道:“咱们这帮哈佛的老友这些年聚少离多,还真是想念当年啊。”

    “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,少年不知愁滋味啊。”

    我听他这话里也是百感交集,也不禁叹了几声。上了楼梯,在书房落座,俞先生似是想起什么事情,拿起了日历反复翻转了几篇,“老李,你看看,今年的感恩节是哪天啊?”

    我有些诧异,不知他怎么问起这事,便帮着他找到十一月的第四个周四,阳历是二十五号。

    “怎么想起感恩节啦,”我问道。

    他微微一笑,不大的眼睛里露出了狡黠和自得的笑容。用手指敲了敲头,笑道:“老李,我比你还大着几岁,可这儿看来还没生锈。刚才提起表兄,我就忽然想起来了,一九年的感恩节,不是和你一块在那个牧师家里吃饭,表兄还搞得人家好尴尬的。”

    听了此话,我苦笑道:“老了确实是老了。都快能纪念三十年前的事了。”

    我听到俞先生提起白牧师,正好给了我一个话头,便接着说道:“大维兄,你这刚说道,咱们相识也三十年了。也能算得上是君子之交了吧。”

    俞先生见我面色凝重,不知我心事,便道:“老李,这是当然,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倒觉得你这人有时候是太淡了,这两年也不来往,当是没我这个老同学似的。”

    我苦笑道:“你这官越大,我就越不敢来你这儿。我也没什么事儿求你,想来你这儿总是车水马龙的,我还不让你得片刻清静?”

    “老李,你就是这般模样。没事求人就不能来了?像当年那样切磋切磋数学不也挺好?”

    我点点头,缓声谢道:“大维兄,我先谢谢你这番话。你刚才提到白牧师,这事便真是与他家有关。白莎出事了。”

    “白莎,”俞先生沉吟片刻,“你那个外甥女?当初在蒋夫人那儿见到过的。她怎么了?”

    我压低了声音,轻轻地说道:“被抓起来了,说是共产党。”

    俞先生听到此处也是一愣,诧异地问道:“她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是共产党?那次见她之后,我记得她不是和夫人走得很近吗?夫人后来还问起过我,只是说觉得小姑娘文章写得太犀利了。我倒也没在意。那会儿在重庆,别说是她了,一大帮子美国顾问也成天地刁难政府,谁不是心知肚明呢。怎么说也不会真是共产党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想了好多办法,想把她先保出来。人家都跟我说,关进了歌乐山的看守所,天天都得上刑、过堂。你想她一个女孩子,怎么受的住。”

    “你说是歌乐山的看守所?”

    见我点头,俞先生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情:“老李啊,要是别处,我好歹也能想想办法。可那地方都是钦点的要犯,旁人都是插不上手的。而且那儿抓进去的,也都是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。现在国家都乱成这样了,都是这共产党闹的,我也不便插手。但愿是误抓的,总还能找回清白。”

    两个月来郁积于心的烦闷,被俞先生那话突然地点燃了,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火气,把手中的茶杯重重地砸在桌上:“就算是有真凭实据,就算是共产党又怎么样。她一个小姑娘,十几岁跑回中国来抗日,为的什么?她谁也没害,就算是相信共产主义又怎么样。你们这就要关她,审她,这是哪家的王法。”

    俞先生身子靠着藤椅背,面朝着天,长长地叹了口气:“老李,这话你可千万别在外面说。现在是戡乱时期,这样的话也就是在我这儿,换得旁人听了,你老弟也会有麻烦。”

    我听着这话,心里更是气恼,一改平日的秉性,眼睛直盯着俞先生,一字一字道:“要是我被抓起来,你是不是也不管?”

    俞先生摇摇头,避开了我的目光:“慰慈老弟,这事儿不干交情。现在谁家没有共产党,我家亲戚里也有共产党。他们那边宣传最是厉害,年轻人自打抗日那会儿就都亲共了。我劝你还是弄清究竟吧。若真是共产党,关在歌乐山是绝计保不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我看他也是无能为力,毕竟这老友对我还算真诚。我起身道:“大维兄,这次本不想给你添麻烦,但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。你若是无能为力,我也不难为你。我也不算白来,总算见到你。今后说不准天各一方,你多保重吧。”

    俞先生见我去意坚决,忙起身拉住我:“老李,你先坐,容我再想想。有一条路,只是不知行不行。”

    这话似是黑夜中门开了一条缝,一线光明又浮在眼前,我忙坐下,问道:“什么路。只要能救她,怎么都行。”

    “白莎是生在美国吧?”

    我点头道:“不错,确实是。她生身父母没有留下话便故去了,所以我们对她所知不多。不过听伊莎白讲,她和白伊的出生证明事后都找到了,她们姐妹是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。”

    “看来也只有这条路能试试。她既然是美国公民,那美国人总是要管的。我给司徒雷登大使写封信,你拿去找他。只要是美国公民,那保护也是他份内的事,就算是一时救不出来,总能好些。走这条路,无论她是真共产党也好,假共产党也好,我也不算是悖了自己的位置。”

    见着这救命稻草,我便迫不及待地催着俞先生写好信,便又欲告辞。

    “老李,你也不必急着走。今天这么晚了,你也不能去。岁数大了,见着老朋友,总要叙叙旧?老李,你自己今后怎么打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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